1941年12月8日清晨，香港居民还在睡梦中，刺耳的防空警报突然划破长空。
日军战机如蝗虫般扑向启德机场，短短几分钟，英军仅有的五架战机全部被炸毁在跑道上。
这一天，距离南京大屠杀已经过去四年，很少有人知道，另一场灾难正在香港上演。
铜锣湾一带的商业街区随即遭到轰炸，永安公司、先施公司等百货大楼燃起熊熊大火。
街道上到处是奔跑的人群和散落的瓦砾，救护车的鸣笛声此起彼伏。
当时的香港居民根本没料到战争来得这么快，前一天还在讨论珍珠港事件，第二天战火就烧到了家门口。
日军第38师团从深圳河对岸发起进攻，英军苦心经营的醉酒湾防线很快出现漏洞。
本来想依靠海岸线防御，却发现日军早就绕到了背后。
黄泥涌峡阻击战打得异常惨烈，守军弹药耗尽后只能用刺刀拼杀，最终还是没能挡住日军的钳形攻势。
12月25日圣诞节当天，港督杨慕琦穿着整齐的军装，走进九龙半岛酒店的日军指挥部。
他签下投降书的时候，手有没有抖我不知道，但在场的英国士兵全都低下了头。
这个本该充满欢乐的节日，成了香港历史上最屈辱的一天，人们后来把这一天叫做"黑色圣诞"。
占领香港后，日军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发行军票。
这种没有任何担保的纸币被强制流通，商家不收就会被抓。
有个开米铺的老板坚持用港币收款，第二天铺子就被封了，人也不知所踪。
很快，港币变得一文不值，有人拿着一麻袋港币只能换回一小袋米。
粮食成了最紧缺的物资。
日军推行"归乡政策"，表面上是让内地人回家，实际上是为了减少粮食消耗。
粮食配给制度下，每个成人每天只能领到六两米，这点粮食连塞牙缝都不够。
黑市上，一条金链只能换半斤白糖，有人为了活下去，把结婚戒指都当了。
赤柱拘留营关满了英军战俘和外籍侨民。
一位英国女教师在日记里写道："每天早上都有人冻死在铺上，尸体像垃圾一样被拖走。"
营里流行着各种疾病，却没有任何药品。
跟新加坡的樟宜战俘营比起来，这里的条件还要差得多。
香港大学也没能逃过劫难。
日军把这里改成了宪兵队总部，图书馆里的英文书籍被成车拉走烧掉。
学生们被强迫学习日语，不学就会被打手心。
圣士提反男校有个学生拒绝向日本国旗敬礼，结果被打得遍体鳞伤。
最让人愤怒的是遍布香港的慰安所。
石水渠街那栋三层楼的建筑，门口挂着"俱乐部"的牌子，里面却关着来自韩国、中国的年轻女性。
她们每天要接待十几个日本兵，稍有反抗就会遭到毒打。
圣保罗女修院的修女们曾偷偷给这些女性送药，结果被日军发现，修院也被搜查了好几次。
香港公共图书馆的几万册藏书被堆在广场上焚烧，火焰烧了三天三夜。
日军还强迫市民参加“大东亚共荣祭”，在街头跳日本舞蹈。
有个老人因为不肯鞠躬，当场被日本兵用枪托砸倒在地。
现在说起抗战，大家首先想到的都是南京大屠杀，这当然没错。
但香港这三年零八个月的苦难，也不该被忘记。
有数据显示，沦陷期间香港人口从160万锐减到100万，那消失的60万人去哪了？很多人到死都没等到一句道歉。
前几天遇到个香港老人，他给我看了张泛黄的照片，是他父亲当年用军票买米的收据。
他说：“这些事再不讲出来，就没人知道了。”
我们的历史教育确实太侧重某些事件，忽略了其他地方的苦难。
如此看来，建立香港抗战历史纪念馆真的很有必要。
不是要延续仇恨，而是要让后人知道，战争对普通人意味着什么。
那些在军票贬值中破产的商人，在饥饿中死去的孩子，在慰安所里被侮辱的女性，他们的故事也应该被记住。
香港的街道上，很多老建筑都还留着战争的痕迹。
那堵弹痕累累的墙，那个被炸毁一半的钟楼，都是历史的见证。
我们不能只在纪念日才想起这些，平常走过的时候，也该停下来想一想，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。
说到底，无论是南京大屠杀还是香港沦陷，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伤痛。
记住这些，不是为了恨谁，而是为了不让悲剧重演。
下次再有人问起香港的抗战历史炒股配资基础知识，希望我们都能说出比“三年零八个月”更多的东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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